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要约束自身要兢兢业业。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驱逐儒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能够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领导者是亡羊还不补牢的

如今天下轻悍好斗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人皆轻心动则攻剽椎埋亦有劫人作奸者不知凡几

当荡涤烦苛之法每事务于宽厚是也

正是若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擎誉喧赫之辈为上恐事不安民不宁社稷难以稳固天下亦不得安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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