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黎元洪了。

而黎元洪谁都知道，在“共和”方面是寸步不让的。

从集团来看，南方民军至少分为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伍廷芳没证得两个集团中任何一个集团的同意。

而他所以敢大胆拍扳，是因为他认定，国民大会的决定只能是共和。

各省派代表，二十二个省区，南方占据十四，是绝对的优势。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北方的代表未必就能赞同“君主立宪”。

无论是伍廷芳还是唐绍仪，都认为开国民大会是纯粹的形式，是走个过场，给袁世凯一个台阶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会议决定的不是“共和”怎么办？

伍廷芳未必没有打算，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是说自己超越了代表的权限，辞去代表的职务，他签署的东西当然也就不作数了。

结果只能是南北议和流产。是打还是谈，那就走着瞧了。

很快，在伍廷芳和唐绍仪二人之中，真有一人要辞职了，不过不是伍廷芳。

对南北合谈两次重要会议做出的决议，袁世凯都没提出异议，也都执行了。

比如，有文章记载了段祺瑞所部后撤的情况：

“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

“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槍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槍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其他的驻军，也都陆续地按约定后撤了一百里。

对各省参会名额南方占多数，袁世凯是有想法的，但他顾及的是将来选举总统。这次讨论国体，前面说了，对袁世凯，结果无所谓。或许他更喜欢“共和”，至少身后没有了那对孤儿寡母。

三十一日，在和谈的又一次会议上，双方在讨论会议地点时还是各执己见。伍廷芳提出于次年的一月八日在上海，唐绍仪则按着袁世凯的意见开会地点在北京。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唐绍仪可能是考虑到，在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的如此重大问题上，南方都做出了让步，己方也应姿态高些。或许是在他看来，在什么地方开会也不是多重要，于是就做了让步，同意开会的地点放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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