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既然宣称筹安会“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那反对筹安会的主张，**当然也同样“无从干涉”。

毕竟是民国初建，那是个这个国家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还是反对恢复帝制，都可以发声，都可以见诸于报端。

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

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曾传诵一时。

汪凤瀛，字志澄，号荃台，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父亲为汪亮钧。

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大儒黄以周。

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选为乙酉科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务文案。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

他与兄弟汪凤池、汪凤藻、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时有“一家四知府”之称。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高等顾问。民国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现将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摘录如下：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

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

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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