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十一月一日，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

函曰：“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主要为喉疾。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

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夜不能寐。

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虽然在病重之中，仍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仍抱病坚持任事，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

七月四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但却虚伪得很，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是因为离了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就是祸国殃民，比如袁世凯之流。

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m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

从以下面两则电报，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

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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