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指示相关人员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

黄到近一周后，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

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马上洞察了这其中的猫腻，但他并不揭破。

徐树铮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

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

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

徐因系奉总统命令，便可携带该件北行。他与十月月二十九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

其实，徐这段时间已仔细研究过了，并于十一月一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所谓的善后条例。

在这件事情上，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因此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和车林商定《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

“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