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建禁苑，又是扩建武库，甚至还要建太子新宫。

这种行为，魏征等都认为很不好。

今日政事堂轮到了长孙无忌执政事笔。

七位宰相坐定后，长孙无忌让人去把六位中书舍人还有四位给事中，一众政事堂五房堂后官也都叫了过来参会。

大唐制度，凡属皇帝命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正式决议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

也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其实是违制的，不能为朝廷各级部门承认。

只是李世民是个权力欲很强的皇帝，在君权与相权的碰撞中，他直接建立了翰林学士院，以翰林学士来起草内制，强行把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罢免权都握到了自己手上，拜相、挂帅、封爵，皆由内制出，白麻相宣拜将封爵。

甚至皇帝还经常用翰林学士草拟中旨，侵夺政事堂的相权。

不过翰林院的学士们对于这些中旨，一般也都会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于是被人称为斜封墨敕，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决议，也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但请下面遵旨奉行。

遇到不是很不合理的中旨，下面各部门也不敢违背权威极高的皇帝意思，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今天轮值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长孙无忌把中书省六位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和门下省掌有封驳大权的四位给事中也请来参会，明显就是不同寻常了。

自大唐立国起，负责出令的中书省和负责审议的门下省之间，就经常发生矛盾，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严重影响了朝廷效能，李世民继位后就特别召集宰相们说过，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敬论难往来，务求正当，舍已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已之短，遂成怨隙，或敬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乃亡国之政也。

中书和门下这两大机构，一个是负责决策出令的，一个是负责审议封驳的，两个部门若是配合不好，那确实啥也干不了。

也正因此，李世民最后加强了政事堂的地位，改变了朝廷中枢的程序。在之前，诏敕多由中书出令，可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此当时宰相议政，不是在诏旨拟定之前，而是拟定了诏旨之后才来议论。

这种议论，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也正是原先政事堂设立于门下省的原因。

宰相们的政事堂议政，成了一个对中书决策把关的地方。

李世民调整程序，政事堂虽还在门下省办公，但却已经改成朝廷军国政务，决策出于政事堂，然后再交给中书省草令，再门下省审议，最后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来，中书和门下两省也不容易发生矛盾了，效率也提高了，最重要的还在于中枢决策大权彻底到了政事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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