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公家的人，那样做，影响定会比对付二毛子的结果要大，甚至还会引出什么不测。

每当这个时候，薛三喜便把康大功这个偶像摆在自己的面前，他也知道康大功当年对付二星的手段是一个经典，他也知道，那种方法在农村屡试不爽，叫“硬的怯，软的捏”，当年二星是一种“硬”，如今苏老二也有一种“硬”，两种“硬”尽管形式不同，但是异曲同工。

现在，若是把苏老二再弄到煤窑上下窑，或者把它弄到一个危险的地方让他去当工人，显然这种手段早已过时了，那么弄啥样的方法去对付苏老二这种“硬”现象呢？

薛三喜想来想去，还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个好的方法来。这种“歪歪踹踹”的事还真的不能和任何一个人商量，只有出自本人内心的方法才会行之有效，才会“不显山，不露水”的解决问题，才会不暴露自己的心虚。

薛三喜整天想这个问题，最后他这样总结到：一，社会是进步了，“歪歪踹踹”的事情不会轻易地做成功；二，苏老二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对着自己的，并且很明显地看出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恨之入骨了，并且是代表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意愿。那些明目张胆写出来的文字，就那样赤裸裸地骂“祖奶八辈儿”，全苏家屯，甚至全小黄乡的人都知道是骂贪官的，但苏老二是苏家屯村里的人，这些贪官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自己，那是无疑的。但其他的贪官“看不见，心不烦”，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呢？他把这些文字写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叫我薛三喜去看的。每每想到这些，他便恨的咬牙切齿，他曾经设计了几套方案，欲把苏老二做掉，但他也分析了当时社会上的大形势，认为那样作代价会很大。

从此，薛三喜的心里便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思维。又一天，他从街上过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一个人说“不要脸”这三个字，他下意识地停下来，转过身去，他是想质问说这三个字的人是不是在说自己。但他看得真切，那是几个家庭妇女在开玩笑，根本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又快步走到村委会，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反锁上，用两只手托住两腮，他在静静地想：天下姓“薛”的人多去了，苏老二说的是“薛精卫”，“薛精卫”是谁呢？是那个村儿的？是那个朝代的？他没有提我“薛三喜”的名字呀！我若这个时候出击了，那就算是我把那些骂名全部承担了，没有提我的名字，那就是骂别人的，不是骂我的。“祖奶八辈儿”在哪里？“爷爷奶奶”在哪里？爹娘又在哪里呢？

这天下的“不要脸”不是光叫别人当的，当“不要脸”是不美，但我这“不要脸”的背后又有多大的利益，他们谁会知道呢？

······

有时，薛三喜也长叹：只是我这不要的“脸”叫苏老二这样撕来撕去，还真的是于心不甘。

最后薛三喜勉强的，自以为是的寻找了一个解决这种心理纠结的好办法，那就是：你苏老二越是这样写我，我越是让人去喊你，并且偶尔还给你开一个小工资，叫外人看看，我自己的心不虚，我不是贪官，我不该死，你原本就不是骂我的，我听见就当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