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来一补”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中方以劳动力和现成的土地、厂房、机器作价出资，跟国外的资本开展合作，外方向中方支付固定的年加工费，使用中方的劳动力和机器、厂房，产品销售的收入和风险均由外方承担。中方从加工费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给工人发工资。

除此之外，“三来一补”还有一种形式，比如，蛇口工业区早期以土地作价出资，与外国资本合作建厂，工厂的所有权归中方所有，但经营权和收入权归外方，即外方拥有“三来一补”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或者将成片土地委托外资开发经营，这种经济形态的实质是，外商从中方手中租赁土地经营，中方是地主，外商是承租人和经营者，外商付给中方地租，中方从外商那里收取租金。

在这些例子里，劳动力和土地都是获取资本信任的抵押物，通过这种非常“低级”的方式，中国逐渐获得“初始信用”。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旦有了信用，后面的生意就好做多了。

换做别的国家，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所以韩泽声刚才说得很对，土地正是中国最大的底牌。

土地全民所有制度和集体所有制，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土地财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而城市化又反过来推高了这笔隐匿财富的价值，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72文学网首发

政府有钱了，才能做事，没钱，只能干瞪眼。

所以，不管后世人们多么痛恨“土地财政”，都无法抹杀“土地财政”的功劳。

土地财政的问题当然也不少，不过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首先，政府虽然尝到了“卖地”的甜头，也意识到“土地财政”的重要性，但在改革开放后的近20年里，并没有设计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土地财政”制度，于是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转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mbo”，大量的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被装进了“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口袋里……

其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将当时规模还很少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政府，从而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当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地方政府已经被“土地财政”养叼了胃口，想做出改变却有心无力。继而，地方政府被绑在“土地财政”的战车上，想停都停不下来，甚至不敢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地方政府绝对会被庞大的地方债给压垮。

傅松是站在三十年后往前看，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但韩泽声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江人，却能看得这么透彻，肯定是有点水平的。

老子要不要搞点事情？至少要让上头知道，原来卖地这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