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东道与一般的藩镇不一样，乃是文人掌政，自然而然就是需要上报朝廷了。

而这边，开封朝廷，却在进行着相权与君权的博弈。

在乾德元年（963），赵匡胤与赵普相谋，开始进行收权与中央的政治改革，效果不错。

军队上，赵匡胤听赵普之谋，广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

并实行“更戍法”（地方部队定期调动，将领定期轮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结党营私），中央由此收回了兵权。

之后，在财权上，又设转运使，将地方钱粮输送中央，当然，由于掌控力的原因，宋国的转运使并没有证税权。

赵匡胤也理解不了为啥要把征税权剥离地方。

他操着大嗓门，穿戴着黑袍，不屑一顾地言语道：“地方治民收税，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再另行他设一部，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对着赵普，他又低声道：“这般一来，岂不是又增添许多衙门官吏，朝廷开支大增！”

地方上，乾德元年，赵匡胤用赵普谋，他又广设通判，以文人任知州，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

这般一番操作，中央粗控地方，府库充盈了一些，赵匡胤也不再是黄袍加身那般拘束，皇帝也当的得心应手了。

这般权势大增，对于那些前朝时留下的三位宰相，他越发的看不过眼了。

于是，就在乾德二年（964），正月刚过，部署中枢与地方政权既定，时机成熟，范质等人再次“上表求退”，此时朝廷中枢机构、地方政权和军队都已稳定，赵匡胤大大方方地予以批准。

三天后，又任命枢密使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出任宰相。

而奇葩在于，政事堂没了宰相，赵普的宰相任命属于中旨，他当然受不了这个委屈，赵普以此为由上奏赵匡胤。

中书省由于没有宰相，所以没人签署敕令，朝政难通，

按照唐朝传下的惯例，皇帝发布的“诏、敕、制”等正式文件，包括任命宰相的“敕书”，必须由宰相“副署”，即在皇帝签字后再签，才能生效。

赵匡胤的笑容带有深意：“卿只管呈进敕令，朕为卿签署可以吗？”

赵普无奈，你这是准备在宰相皇帝一手兼，哪有这般道理，为了捍卫宰相的权力，他郑重其事地言语道：“这是宰相的职责，非帝王所为也！”

在赵普这里碰到个钉子，赵匡胤还不罢休，他限制宰相权力的想法难以阻断。

所以，他召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陶榖、翰林学士窦仪，让二人根据过去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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