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艺术，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郭荣看来，自己麾下的伐唐大军缺粮少钱，自然就要从各地州县征用。

即便刚收复的淮南七州皆遭遇了兵灾，百姓仓禀皆不丰足，而且错过了春种，夏粮也很成问题。

在三月初，郭荣对新收复的七州颁布了诏令，严令各州驻军和官员不得惊扰百姓，并免除七州百姓除了夏秋两税外的一应苛捐杂税。

而且为了笼络七州人心，郭荣甚至不就地征召百姓强攻寿州，而是从周朝腹地调民夫来参与攻城。

在派窦仪去淮南七州征收钱粮之前，郭荣早就派出了御史台的十几名御史，赶赴河南山东各州县征调粮米。

这些御史在去年的限佛新政中立下大功，郭荣对他们期待颇高。

只是这些御史至今成效不显，从各州县运来的粮米远赶不上周军消耗的速度。

所以不得已之下，郭荣只能委任窦仪为行在三司使，赴新收复的淮南七州征调钱粮。

相比十几万伐唐精锐的安危，这七州百姓的温饱，自是不值一提。

皇帝作为政治首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取舍，郭荣未做过多思索，就认定伐唐大军是天平两端更重要的一端，并舍弃了自己先前定下的仁政策略。

而在李延庆、赵匡胤和马崇祚三位滁州主官看来，滁州百姓的温饱却更加重要些。

三位主官也很清楚，从国家层面考虑，伐唐大军的重要性，必然远超滁州这一州百姓。

但三位主官的政绩，又与滁州百姓息息相关。

若是三位主官服从朝廷的诏令，将滁州府库中的钱粮一并上交，那便会失去救济滁州灾民的物资。

这就会导致城中罪犯飙升，州狱人满为患，州境动荡不堪。

待到六月夏税时，中央的官员下来考核政绩，滁州官场自然没法交出一份出彩的答卷。

在其位，谋其事，三位主官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绩。

为求心安，三位主官在思考如何蒙骗窦仪时，甚至会想出各种借口，来确保自己欺君罔上行为的合理性。

譬如自己是为了滁州百姓的温饱，才不得不截留粮米；朝廷下辖一百多军州，滁州就三个县，地狭民少，府库中粮米相比周军的消耗，只是九牛一毛，少了滁州这点粮米，并不会妨事......

第二日上午，李延庆刚到临时州衙，还没开始审案，就被赵匡胤叫了过去。

滁州城三位主官围坐在一张方桌旁，集思广益。

赵匡胤官阶最高，首先开口：“昨日没能拿出个法子来，两位今日可想出了什么好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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