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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后梁以来，十几任皇帝莫不出身于武人。

这十几位帝王感同身受，皆深知武将乱权的危害，每一任皇帝无不想方设法削弱武将的权势，不少皇帝甚至因削藩而丢掉性命。

但削藩这一浩大工程却并未因皇位、朝代的更替而休止。

随着一代代帝王锲而不舍的努力，继承权、监督权、司法权、任免权...地方军镇的诸多大权逐渐回归朝廷的怀抱。

但削来削去，却一直没削到最关键的点，那便是只有武官能够出任封疆大吏的铁律。

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皆属于武官途径，即便是朝廷想让某位文官暂领一州，这位文官必须先转入武官途径，才能勉强让众武将接受。

先帝郭威在任时，终于打破了这一铁律。

自第三朝后晋开始，朝廷基本收回了地方节镇的继承权，地方节镇大多不再父死子替，转由朝廷委派节度使。

同时，受朝廷直辖的地方节镇，通常三到五年就会换一任节度使。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此时交通极为不便利，比如朝廷要将宋州节度使调往西北的朔州银川市担任节度使，朔州节度使则来宋州担任节度使。

这不仅仅是换个位置这么简单，两地光直线距离就接近两千里，节度使上任往往又是拖家带口，凭此时的交通水平，路途上花上个两三个月都实属正常。

如果宋州节度使接到朝廷命令，立刻启程赶赴朔州，他麾下的掌书记、推官都是他的幕府从官，也要随他一道赴任朔州。

那在朔州节度使抵达宋州前，这宋州空缺的几名官员该由谁来临时担任呢？朔州节度使出发后，又由谁来暂管朔州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后晋朝发明了“权知某州军州事”这一差遣。

拿上述宋州朔州的例子来说，朝廷在通知宋州节度使换镇的同时，会派一名高级武官，以“权知宋州军州事”的名义，简称“宋州知州”，先接替宋州节度使的位置，同时也会从朝廷带几名文官过去接替掌书记、推官的职位。

朔州也是同理，由一名在开封赋闲的高级武官担任朔州知州，领着几名低级文官接替州务。

数月之后，两名节度使分别抵达新的节镇，这批暂任官员便会返回开封，将权柄交还给新任节度使及其幕府从官。

知州依然是属于武官途径的差遣，只有五品以上的高级武官才可担任知州，并未引发武官们的抵制。

这一制度的创建很好地解决了节度使换镇的难题，因此便一直沿用下来。

先帝郭威建立周朝后，自然也沿用了这套“知州”制度。

而且在此基础上，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