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浦完成报告的撰写，但最终没有等到全国保税区会议的召开，他就被紧急召回了研究室。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室里具体是什么情况。电话里史处长没有说，只着急地要求他抓紧时间过来，他不好意思再问。

这天早上，他风尘勃勃从保税区赶到单位。李尚见他进来，也大吃一惊，连忙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王建浦示意李尚去隔壁会议室。

喝一口水缓和一下，王建浦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他问：“这么着急通知我回来，处里发生事情了？”

李尚想了想，摇摇头，

“那，是室里发生了大事？”

李尚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哎，本来也是，真要是室里发生事情，也轮不到我门小人物讲话，不会紧急到通知我回来的。”王建浦喝一口水，自言自语，“那，，又会是什么事情呢？”

李尚想了想，说：“不过，我已经知道，有几个处里的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请辞的。”

“请辞？”王建浦觉得有些惊讶，说：“你是说单位里有人停薪留职？”

李尚点点头，说：“听说，还有人是直接裸辞，所有一切完全都不要了的。”

王建浦望向窗外，不响了。外面是机关大院，满目葱绿，生机勃勃。

实际上，因为时代造就的下海潮，现在机关干部停薪留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

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

今年1月，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尽管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随后伴随老人家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老人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场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

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这一年，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的热潮。

5月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为现代企业，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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