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样对少帅钦佩至极的原辽宁高等法院审判厅厅长、现在的东北司法委员会主任王瑞之，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他与曾为少帅秘书、新民司法委员会主任、现任人民党纪委书记的吴家象一道，在东北法学界的倡议下，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时间悠长、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党治和法治的关系。

人民党的影响越来越大，最后获得东北的政权基本无人怀疑，假以时日夺取全国政权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等到那一天，在张汉卿建党宗旨里“党|领导国家”的前提下，党权和法权哪个大？

清季以降，“欧风美雨驰而东”，包括宪政、三权分立等在内的理论与政体被引入中国，开始了一场宪政实验。与此相适应，一套以司法独|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开始在中国展开。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赓续其事。北洋政|府时期的多部约法、宪法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反映了北洋时代国家对司法独|立、超越党派政治的诉求。

但正史上从1920年代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北洋时期宣扬的“不党”司法逐步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司法开始“国民党化”。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这种制度设计，虽然法院、检察院系统|独|立办案的设置使中国慢慢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上来，但各级政|府中设置的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还是给法治建设带来一些困扰。当代许多中国人也在提问：党大还是法大？

张汉卿觉得有必要给国人一个解释，尽管他本人从穿越前到穿越后一直纠结不已。

他欣赏英美等国家的法治，他们由于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制度；而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余毒，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绝，“官|二代”们对于法的蔑视是骨子里发出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奇疤事件、愤怒了无数国人？

之所以后世的中国人会产生党权大于法权的感觉，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法治都是假的；反之，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

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用法治规范党员，用党章领导法治，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所谓具体，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无论职务有多大，只要犯了国法，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国法同样要兼顾。一句话，党员犯了法，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

所以，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而是由党的副书记“联系”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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