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西突厥的军队，自己却又无力统治，最终是给高昌王作嫁衣，成全了他；他要是顺势向大隋称臣，就是大隋的臣子了，我们要是无故攻打臣服于大隋的高昌，道义上就说不过去，以后谁还敢信我大隋？所以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而且高昌百姓被西突厥盘剥得越惨、越埋怨无能的高昌王、以后也越感激救他们出水火的大隋，也越利于大隋今后对高昌的统治。”

历史上的麴伯雅凭着占据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左右逢缘，很快就发展强大了起来。为了有个强大的靠山，一直游离在中原隋唐和突厥之间，这固然是小国的无奈和悲哀之处，但是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却是处于被利用的地位。

这样的人，眼中心里只有自己利益，骨子里没有忠诚于谁的念头，如果大隋帮他打跑西突厥，只会助长对的声势，以及掌控高昌的实力；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国家，杨集在时机未到之时，宁可让西突厥继续去祸害，让西突厥将高昌弄得一塌糊涂。

只不过史上唐朝对高昌、对异族的治理方略，杨集不太认可。唐朝和隋朝不同，隋朝执行的对外政策是打完就占，设置州县进行完全统治，然后再移民过去将该地胡人汉化，目的是使其摒弃本族习俗，从文化上、信仰上与大隋同步。

而唐朝对异族执行的民族政策叫羁縻州制度，一般有三种情况，首先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朝廷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但各级官员皆由部族首领世袭，一切内部事务由其自治，有的甚至不仅不用交税赋，朝廷还要拿钱粮去供养这些地方的官员、军队；其次是内属国，朝廷一般封为可汗或郡王，他们有着自己的领土范围，相当一个个诸侯王，朝廷将其视为臣下，文书多用“皇帝问”；第三种是“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倭国等等，虽然亦有册封，但多是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并没有实质上从属关系，其国君、政权的合法性也不是朝廷册封，文书方面也多用“皇帝敬问”。

这种羁縻州制度是草原部落制的放大版，各族都有高度自治权，朝廷强大之时会乖乖的臣服朝廷，一旦朝廷衰弱下去，各异族便纷纷自立而去，甚至会强势的进攻、啃食昔日之主，每当朝廷军队到了，又像狗一样的服从，然后说上几句好话、杀几个替死鬼就完事了；朝廷非但没有追究，反而花钱财去安抚，进一步养虎为患。

这种羁縻州制度始创于李渊，李世民扩大到四塞，但是到了名将凋零的李治时期，即已出现坍塌之兆，正因为这些借唐朝之实力、财力、科技力壮大的羁縻州反反复复的造反，分走了朝廷一部分精力、兵力，使李治时期的唐朝在对外战争、内对统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所以杨集心中不太认同这种可以解一时、一世麻烦的制度，思来想去，还是占其地设州县的步步为营、逐步同化战略比较稳妥。

至于高昌，就继续让西突厥祸害好了，这样既能使高昌国民期待大隋，又能令高昌王步步失去民心，等代表“正义”的大隋打过去时，只要对高昌百姓稍微好一丁点，百姓都会拥护大隋，而那些配合西突厥盘剥百姓的高昌君臣，也被高昌百姓所弃，那时再设州建县、推行汉制，那就是波澜不惊、水到渠成之事。

薛举默默品味杨集之说，也明白了过来，他笑着说道：“我明白殿下的意思了，意思是说高昌还不够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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