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要是这洋人不当官，光传教，传得百姓变了想法，变得忠孝仁义全都不信，或者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成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会出大事。”

“何况，这也里可温教本来就凶狠残暴，哪里能同释道二教相提并论呢？”

朱翊钧相当佩服李太后那敏锐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吗？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颇了罢。”

佩服归佩服，朱翊钧却不能像李太后一样，任性地把传教士一竿子打死，晚明不是晚清，晚明传教士的作用可不止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项，

“也里可温教或也有可取之处。”

李太后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时候，那南征大将伯颜不就信也里可温教吗？”

“倘或也里可温教能与佛教一般普渡众生，那蒙古大将伯颜又怎么会屠尽常州呢？”

朱翊镠补充道，

“是啊，当年伯颜把常州屠的就只剩七个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时候，还说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样敛杀呢。”

李太后总结道，

“洋教就是嘴上说得好听话，手里做得杀人事，皇上即便对传教士感兴趣，挑几个看得顺眼的，封个不大不小的闲官也就罢了。”

蒙元留下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朱翊钧一时竟也寻不出合理的说辞来反驳。

李太后和朱翊镠的观点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对基督教徒的确十分宽容，但由于元廷当时的政策问题，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国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虽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们在大都学习语言、翻译经书的时候，用的都是鞑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汉文的地方极其之少，导致基督教经文未能在元代进行成功地汉化。

且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是一种只流行于蒙古上层社会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汉人和南人有着天然的文化隔阂。

再加上元朝后期，元武宗听信道士赵归之言，下令废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离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势力一泻千里。

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而当朱元璋推翻元政权之后，明廷害怕蒙古人从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来的宗教和外人的进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则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最多，他们本来在元政权下多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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