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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们当然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上京参加科举，国家发给关券解决路费和待考时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挣工资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了，可入了国子监就不同了，学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国家管饭还给零花钱。而若想进国子监读书在过去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学业有长才行的。

国子监初设于随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

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宋时的太学体制比较完整，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当中招收，庆历年间，内舍生由太学供及饮食，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寄宿生。然而这些学生大多是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于是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

国子监成了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的机构。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那会儿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仍然是徒有虚名，没考试时三馆不过寥寥二三十人暂住其内，只能算是国子监的补习学校。

神宗年间的变法则第二次成就了太学。王安石不仅对太学实行扩招，还改革了用人体制，实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类，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为官。此举蕴含的是养士取士之意，与战国时期田齐的稷下学宫相仿。也可比作现在大学的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丰二年，太学已有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纳三十人；外舍两千人，内舍生两百人，上舍生仅百余人。后来新法虽废除，太学却未见受影响。徽宗时期，恢复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额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学的常规儒学教育之外，还设有医学、律学、武学、算学、道学、书学和画学。

武学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学生无定额，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条并重；算学生二百人，学习《九章》、历法和天文；书学生兼学篆、隶、草三体，画学生分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医学生三百人，分作方脉科（内科）、针科、疡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道学生自是学习《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了，与当时宋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

按照现在的说法国子监就是现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宋国土沦陷国子监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于奔命当然也不会去想着重建。但是其作为士人的最高学府，他们必然希望能够恢复，赵昺明白士人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承上启下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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