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在这种制度下，领兵的将领往往要看监军的脸色形势，不仅被束缚住手脚，还会延误战机，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这种血的教训在宋朝屡见不鲜，以致出现童贯这个宦官领兵作战的奇事，北宋的灭亡与这种体制不无关系。

但是赵昺却无法驳倒众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战中正是因为吕氏兄弟的背叛才导致两淮失守，终于导致亡国。而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对吕文德的信任，没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镇两淮，才导致其在失去监察的情况下，欺上瞒下，不断做大，以致朝廷对其失去控制，导致了整个抗蒙战争的失败。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而重庆则扼住长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众臣们以为在夺取重庆后，领兵的将领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长江水道就可以阻挡平叛大军，向西则能占据四川，从而脱离朝廷，称王于川蜀。

当下意见相左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可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数万军兵整装待发。赵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但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战机，而妥协他又难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际，王德进来称应节严和刘黻两位知事请求觐见，说是编敕初稿已经完成，请陛下御览审核。

赵昺听了会心一笑，他知道俩老头儿也定是为此事而来，毕竟僵持下去会导致矛盾的激化，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书之名前来商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当然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