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p;蒙古旧宗对自己的不满，也是源于此。真金知道在夺取中原和江南后，按照蒙古旧制，那些征战的蒙古部族大部分便重返草原。而自成吉思汗起，为了凝聚蒙古各部力量，防范各部相攻掠，定立了万户、千户、百户体制，便将牧民固定在各级首领的领地内，擅离者会被处死。

草原上各部落草场领域之界线由于各部间的争战而有很多变化，但基本上仍通过贵族间的妥协而稳固存在。因为只有各部落贵族领域间的边界确定，才能让有移动能力的牧民无所脱逃。同时，帝国统御下被强化的社会阶级界线更为深化，由大汗至各级首领形成世袭的层层阶级，享受优渥的资源，牧民则负担沉重的差役、赋税。从而导致并非所有草原上的部落皆能享受由南方流入的资源，财政的崩溃导致了朝廷无力继续对草原上诸王的恩赏，从而引发他们的不满，生出背离之心。

财政困难明面上看来是因为南朝占领了江南，导致朝廷税赋锐减，以致入不敷出。而真金明白、朝臣们也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忽必烈在攻灭南朝后，没有休养生息，巩固内政，而是依然四处用兵，并对臣属们滥赏无度，导致国库空虚。但根由还是国制问题，其一直在蒙古旧制和实施汉制间不停的转换，以致朝纲混乱，问题丛生。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真金不得不抛弃自己一直信任的汉臣，启用桑哥来解决问题。而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桑哥解决的方式也不离其宗，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采用当年何荣祖提出的‘钩考法’与币值改革及增加税赋，真金知道此法的实质其实与南朝曾推行的‘打算法’并无多少差异，其中弊端又如何不清楚，当年还以此上书父汗来搬到何荣祖及阿合马等人。

南朝当年也是将打算法作为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彼时就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打算法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朝灭亡。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巳也。”“一生以儒臣治军”的赵葵，就因为张灯宴钱和招军钱超支两件事差点挨整。

桑哥辩称：具体说起来，打算法是好办法，但因为不合适的搞法（那些官吏的节操靠不住），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结果才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错不在法，而在实施之人。当时急于解决问题的真金也就姑且信之，诏令其着手实施。

但结局并无二致，很快钩考法就成了桑哥打击异己和压制汉臣的工具，闹得地方上乌烟瘴气，可也从地方和将帅手里抠了些钱出来。币制改革说白了就是从百姓手中抢钱，搞得是百姓怨声载道，总之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其算是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造成的不良后果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一提及增加税收，就常常会与‘与民争利’联系在一起，但真金知道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常人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今时的情况是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及人口的大户，是那些蒙古宗王和贵族，他们不但大肆兼并土地且还侵吞军屯。

因为这些人享有特权，没人敢轻易动他们，所以更加有恃无恐。而你想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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