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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君臣两人都识趣的没有在提这些敏感的话题，转而说些闲事，共用了午膳后王应麟才告退。在外人看来，君臣间是其乐融融，关系十分融洽。而只有当事人知道刚刚有多么凶险，王应麟走出行营才敢擦擦冷汗，感觉衣衫后背都已经被汗水浸透。

王应麟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殿中的皇帝虽然年轻，但也是皇帝，尽管其刚刚隐藏了齿爪，但谁也不敢小视，几十万蒙元精兵就刚刚毁于其下。刚刚若非应答妥当，陛下表现了克制，只怕不仅他走不出行营，朝中也将掀起一场风暴，不知道多少人要在其中人头落地。

在王应麟离开后，王德发现小皇帝脸色尽管平静，依旧坐在案前批阅奏章，但是久久未语，半天也未写下一字，而手中的朱笔已经被折断。他知道陛下在极力压制自己心中的怒气，也不知如何劝解，只是摆手让内侍们悄悄退出去，然后掩上门侍立在旁，这才听到陛下吐了口长气，殿中也传来了其踱步声……

赵昺深知自从人类建立王朝后，皇权确立，历朝历代皇权和相权就像一对冤家般相辅相成，相爱相杀，此消彼长，两者间的争夺从未平息。但是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政治革新，都未曾出现过废除丞相之制，一直相伴相随。

在历代中，赵昺知道相权最盛的时代，莫过于西汉初年，也是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时期。彼时三公高官，全部是功臣列侯担任，丞相开府，总领一切政务，皇权对行政的干预，只能限于在一个顶级功臣列侯的圈子里更换人选，也就是丞相的人事免职。

直到汉武帝时代，其才通过不断地掺沙子、扔石头，重用外戚、设置大将军、大司马，逐步平衡、侵夺，最终行政权力才拿回到刘氏皇帝的手中。这种政治形态，就是最高既得利益集团和皇族的结盟，互相制约决定的关系。

另外一种形态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士族体系，这些士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小圈子的舆论和人才供应，对皇帝的权力形成制约，但是论权势，皇帝作为最大的“势族”，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自己中意的“圈外人”担任宰相。如此也就形成了“群相制”，不再是独相了。但“群相”仍是相，比如门下省就有封驳诏书的职权，台谏官也会对皇帝的行为进行道德规劝和约束，用风评、舆论来限制皇帝。

到了唐朝皇权得到了扩张，无论是从上述的文治绕过台省，还是在军事力量上，皇帝直接控制的北衙禁军的扩张，直到中晚唐，内廷宦官把持的枢密院权势甚至压倒了南衙的宰相们。这种形态，其实是分庭抗礼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皇帝如果不在乎这些，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硬来”，比如武则天之后不断加强的“翰林学士”等制度，就是独立于原本的台省官员体系的建构。

等到了宋朝，赵匡胤一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便将皇帝的权力大部分让出，形成了皇帝完全是依赖文臣行政，宰相对于皇帝的指令，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让他无法执行，皇帝也没有别的渠道来行使他的权力。这种形态是依赖，文臣是主导皇帝的。知道宋神宗元丰改制才通过制度打压相权，皇帝的日子才好过些。

当赵昺来到这个时代后，他就意识到皇权基本已经丧失殆尽，皇帝也不过是仪式上的泥胎。现有陈宜中把持朝政，后有张世杰控制朝野。即便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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