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依附性，而宋廷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诸多的特权，所以也对宋廷持敌视态度。

濠州地跨淮河两岸，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乃是军事重地。此地煤铁矿产丰富，又有多条河流经过，南部为山区，中部为倾降平缓的岗丘，北部为沿淮冲积平原，即可耕种，又能作为牧场。入元后升为府，不仅屯驻有军队，还成为蒙元贵族的封地，在此屯田牧马。

因此田琦认为正是濠州的特殊性，使得民情极为复杂，那些蒙元时期的受益者并不甘心，面上顺服，私下中却设法生事。从此来看，知州张颂所采取的措施并无不妥，通过对蒙古贵族及其依附者进行打击以稳定政权。但是他还是轻视了其在濠州的势力和影响力，对他们的暗中活动失察，又没有对初露端倪的动乱缺乏警惕性，导致谣言一起，形势顷刻失控。

此外张颂由于错估了形势，以为凭州军可以控制住局势。而濠州州军刚刚组建，其骨干不过是池州州军的一个团，不仅战斗力弱，且兵力不足，他又没有及时上报请调援军，错过了控制局势的最佳时机，加上有人暗中捣鬼，传播谣言，煽动民乱，最终导致形势失控，引发大批百姓逃亡。

田琦分析尽管其它州县没有出现逃民潮，那只是因为蒙元残留势力较弱，但并非完全屈服，只要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如濠州一样引发动乱。所以他以为不应该只以怀柔手段对待，而是要同时铲除蒙元残余势力，严厉打击反抗势力，施恩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军户和底层的下头户为我所用，分化瓦解亲蒙元势力，从而得到久治、久安……

田琦这份报告让赵昺很有些触动，看来自己搬用初入江南时的策略是个失误，自己虽然对两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虑，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够获得支持，却忽略了那些留在两淮地区蒙元旧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满。

没有想到那些旧势力的顺从不过是迫于宋军强大的军事压迫，且自己又满足于前时的一片‘形势大好’，导致动乱隐患被隐藏下来。可是当大军前移，后方兵力不足的时候，那些人觉得有机可乘就蠢蠢欲动了，正可谓蛮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发，对赵昺来说也无异于提了个醒儿，让他意识到一味的实施怀柔政策是有问题的。这让他想起明朝曾经犯下的错误，彼时朱元璋开国后，自洪武以来，满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

大明对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游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辽东，编入辽东都司所属卫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驻地，还供给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赏赐，如“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衣、钞有差。”、永乐六年三月已未：“喜乐温河、钦真河等卫女直野人千户喜省哥等来朝，自陈愿居京师，赐袭衣、彩币、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类似的记载在史料中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赵昺当年透过屏幕都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络绎不绝、衣衫褴褛、一脸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大明的盛况。大明政府是以她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大明政府不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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