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