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设置了监察机构，而且还设置了专职监察人员。为了保证地方监察官吏更能始终认真履行职责，防止与地方势力勾结危及朝廷，宋朝还特别规定了监司出巡和失察受罚制度。

开国后为了稳定局势，宋太祖安排了一些原割据政权的旧官吏任知州，但不放心，同时又在每州增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同领州事，看似为副长官，但其本质上更多属于是监察官，因为通判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对知州还有其他大小官员进行监察的，以避免知州等官员腐败。

在这个时期，通判的权力更大，本就是专门负责对知州的监察，因此经常与知州争权夺利，甚至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甚至有些通判自认为高于州长官，经常越权行事。很明显如果通判一家独大的话，那么就起不到最初以其监察知州等大小官员的初心了。天才一秒钟就记住：.

于是在开宝七年，明确规定通判为州的副长官，将其权力收缩，以其达到与知州互相平衡牵制的意思。当然说道这里可能有人疑惑，通判即使权力缩水，可以与知州达成平衡，但如果双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呢？这时候上一级的监察制度的优势就出来了，那就是州郡之上还有路分大员，分别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

这四大监司可谓是各司其职，都是平级，同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却又彼此监察，各自对皇帝负责。平时互相监督对方不说，对于下面的知州和通判也有监督之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知州和通判进行德、能、廉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然后上报于朝廷。

朝廷就以这些考察来决定知州和通判的升迁和降职问题。而且宋朝的官员调任很是频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三十个月就要换人，在这种短暂时间内，官员想要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基本上很难的，而且即使形成，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也没什么用的。

此外宋朝对握有兵权者总持有疑心，所以在河北、河东、陕西、川陕等地陆续设置了权力极大的监察官走马承受公事，走马每年要向朝廷汇报情况，承受指示，权力大，监察面广，实际上是皇帝亲自派出的按察地方的官吏，其权力与监司均敌。

由此可见宋朝在地方上的监察体系还是完善，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可谓是处心积虑。可谓是一环扣一环，是面面俱到，而且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情况，使双方可以正常的互相监察互相牵制，自然避免了官员大规模反腐的情况……

这一段时间，赵昺与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先后几次长谈，得以对大宋的官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失进行了讨论，应该说受益颇多。

正所谓以史为鉴，通过两宋官制的发展来看，赵昺得到的这份二百年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从监察制度来看，避免地方一家独大，使其互相监督的情况很是不错。但中央上御史权力太大，监察权反而慢慢成为打压陷害大臣的工具，失去了其最初的本心，由此可见再好的制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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