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温饱，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国学中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圣人亦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可见圣人也对钱财的认识同样深刻。

对于一个国而言，钱财同样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这乃是国之兴亡所系，国库中无钱无粮，何以养官、养兵，兴修水利，赈再济难，更谈不上造福百姓。且王应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背离圣人的教训。

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勉强能够持平。此次北伐，军需消耗甚大，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敛财。

说实话，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将会破坏农业生产，使人为恶的恶政。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按照千年的传统，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腐败的行为，不能去责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常论“天下之乱系宰相”，也就是说出了差错，责任在于相，而不在于皇帝。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即便有所改变，也并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虽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身败名裂，贬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小皇帝，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而生不逢时，外有蒙元入侵，内有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主政，难展平生所学。

后来在临安陷落之后，王应麟投奔迁往琼州行朝，方得到重用，进而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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