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大西南的云贵高原，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相距遥远，经济文化交流相对较少，甚至因地形崎岖，与周边的湖广地区交流都有限，因而长期难以“王化”。治理成本也因地势崎岖、民族成分复杂而较高，往往是官府名义上管理当地。

所以实际上却仍旧是当地的部族掌握财政、司法、行政等权力，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妥协。更令人头疼的是贵州地区没有一个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各族势力之间时常因利益相互争斗，危害百姓。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割据频发，自然会威胁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治安与稳定。

不过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决策者们，也都意识到了贵州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秦汉时期，朝廷开发西南夷，外交和军事手段并进，征服了盘踞贵州数百年的夜郎和滇国政权，设立郡县进行统治。自唐代起，朝廷开始在贵州地区设置播州、思州、矩州等羁縻州。天才一秒钟就记住：.

两宋时期的贵州地区大致隶于夔州路、潼川府路等管辖，且因宋太祖的敕书中“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言，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矩州后来就改名为贵州。到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被朝廷加授贵州防御使衔时，“贵州”才正式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

因此宋时的贵州其实只是一州之地，在入元后贵州地区仍受湖广、云南、四川三个行省管辖，并在贵州地区设置众多羁縻性质的播州、思州、思南等宣慰司，正式以土司制度进行管理。

而蒙元对贵州地区实行羁縻土司制度，一方面是出于节约行政管理成本，给予当地部族自治权以缓解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展示了朝廷对西南边疆管理的无奈，无法像管理中原和荆楚江浙之地那样政令通达，容易成为割据势力。这也给当下的赵昺埋下了一颗雷，让他不得不面临内乱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