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荒谬的例子。

万历三十七年，山西汾阳县的商税是六千六百多两，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万历六年，浙江金华县的商税却不足七两，跟没收是一个样。

抛开年代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税反而更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甚至是抵触。

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

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

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榷税杭州时，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否则，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

如果按照这三位“名臣”的收税标准，别说三十税一了，就是一百税一也达不到啊！至于定额，不过是比以往相比能看得过去的数字。

杨乔时这个大混蛋就更过分了，领着国家的俸禄去征税，你让商人们看着给。做慈善，还是打发要饭的呢？

所以，税率很低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能真正落实地征收，收入也肯定比现在要高得多。

当然，既然要改革，朱由校就准备一步到位。尽管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路总要走下去，排除困难，解决问题，总不会变得更坏就是。

而江南商会的人肯定不会明白皇帝的深远考虑，他们觉得加税是肯定的，皇帝需要钱嘛！

不管是掠夺，还是压榨，只要不是敲骨吸髓，只要还有赚头，也只能忍下去了。

但在江南商会的高层人物中，却有嗅觉更加灵敏，想得更加深远的。

“诸位，在某看来，增加税率是肯定的，但未必会很高。”

夏中时捋着胡子开口说道：“看看《大明论坛》，最近两期可都是在说官员的问题。邵经邦、杨乔时都是官员的反面典型，是沽名钓誉的小人。”

头不大，眉毛稀疏，身材干瘦，但微黑的面孔时时显露出深邃隽冷的思想。这就是夏中时，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却常常有惊人的想法。

而夏中时能跻身江南商会上层，是同乡唐默的赏识和力荐。因为夏中时少时入私塾，“十岁通经史大义”，闻名乡里。

如果不是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家中只有他一个男丁要撑起重担，他不会“辍儒之贾”。说不定，他已经金榜题名，成为官员了。

别人或许不喜欢夏中时，他也不喜欢贪鄙不文的商贾，但唐默却甚是看重，笑着说道：“老夏，说得再明白些，也让大家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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