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勒里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至少是为了法国的。

因为他知道，国王认为“经济、财政、制度，都是旁枝末节且无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国的老丞相，弗勒里却知道，经济、财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却是国家争霸的基石。

现在法国的情况很特别，很特别。

非常特别。

不管是科尔贝尔统制经济的拥趸者、还是要求完全放开国家监管的重农学派、亦或是归结于小资社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都需要找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例子。

因为二十年前，那个赌棍出身的约翰·劳，对国王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时候，法国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觉得没人尝试过，但时代风起云涌，没尝试过却成功的事多了去了，这才是新时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法国财政和国家信用处在崩溃的边缘。无准备金的纸币、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报率的忽悠、王家银行为泡沫经济呐喊助威……这都让法国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缓了将近十年，才堪堪缓过来。

从那之后，法国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经济政策，都需要一个“别人这么干过、而且干的挺好”的经验来支撑。这种心态，一直到法革爆发，才全面扭转，开始不断地尝试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为人类社改试验田和革命老区。

至于此时。

科尔贝尔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数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监管、管控，以严格的标准和税收，让宋帝国的国库收入领先世界。

重农学派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无为而治，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控，财政收入主要从土地税来获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税，并对商业工业没有过分的监管。

伏尔泰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绝对理性的立宪君主制度。

魁奈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

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上，法国的经济学家需要一个遥远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证。

因为20年前那件事，太吓人了，那场泡沫就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来支撑而出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差点崩溃，人们暂时不敢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新奇的学说。

所有新奇的学说都必须扣上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论据。

大顺和法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大顺之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都不一样。

只是看着像。不管是集权、修路、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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