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失去了控制，他大骂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丝袜里的一坨屎（merde）。

塔列朗对那位昔日的皇帝说“可惜啊，先生们，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居然那么没教养。”

Merde在现在的法国是一个温和的骂人方式，演员们会祝福对方演出大获成功时用到这个词，以前演出成功与否要看剧院外长长的马车队来衡量，如果车马多，当然会在大街上留下数量惊人的马粪。

土伦之战时巴黎派来的指挥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军官里的贵族，拿破仑则用望远镜看到了“小直布罗陀”，他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才越级向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去信举报。

巫术指控的时候，有人是为了报仇诬告，有人是为了政治斗争才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

塞勒姆更是让马萨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离析，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剧院，人们闲得没有事做，才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写“他人既地狱”之外，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存在与虚无》，他深化了胡塞尔的“从实事本身出发”的思想，改造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优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诸多曾经神圣不可否认的神、精灵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认的，否认自我即是抑郁与自毁的先兆，不论那些施加精神压迫的人们怎么诋毁都不要怀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东方有句哲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没有把自我和自身区别开来，分别形成客观对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浑然一体，也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人体内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是同构的，这也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是应运而生的，天地间总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前会诸事不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运气。

西方的上帝则不近人情，就不提约伯那个倒霉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实验的对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穷全是考验，上帝说你过关了，就又让他子孙满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几个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个不变的大宇宙里，上帝是这个大宇宙的缔造者，他什么都计划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举是上帝的计划，善人干了善事一点好处都没有，连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则找了个征兆，发财就证明自己找到了那个天职，还有什么比财富更能证明神恩的。

这种神权的专制、要求人绝对臣服，加上罗马的征服和罗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内核，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但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不是死于多数派暴政之中么？

甚至于早期宣扬日心说的科学家、反奴隶制也是少数派，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价值观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它只是符合边沁功利主义提出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利维坦结构，当大多数人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利维坦就不复存在，相反的会出现一种反利维坦，人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和生存，强制权力没有建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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