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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科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是做学问的，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唯独在教务专约的事情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

复活节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弥撒，连波拿巴的亲信都不愿意来，为了着装问题乔治安娜还和约瑟芬的亲信，前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女起了矛盾，就穿丝袜还是穿靴子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对决”。

最后乔治安娜赢了，所有人都穿靴子，马刺刮在地上留下了痕迹，领圣餐的时候都在吃饼干。

当教会威信还在的时候，即便发生了瘟疫，用圣水治疗不了，人们也不会怀疑是神父们在瞎说，反而相信是巫师下了诅咒。

也正是因为教务专约的签订，罗纳河口和加莱海峡的高官被撤换了，同时法国西部撤军，那些激进的保王党也停止在那边活动了。

也许有人活在无神论的世界里，却不知道宗教不只是信仰，还有团体活动需求，有很多人愿意去当志愿者帮助别人，不是因为教义要求他们那么做，而是他们想那么做。

竞争会造成分裂，就亚利桑德罗所在的足球队里为了首发整容都会分出好多个小团体，亚利桑德罗不擅长这种拉帮结派，所以经常当替补，教练总是说他们缺乏凝聚力，而这也是教会的力量所在。它能让一些不认识的家庭为了一些事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是天生的“giver”，教会组织起这些慈善活动，就跟穿上传统服装游行一样，它有别于课堂，父母通过这些团体服务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正确的价值观。维罗尼卡那么小就当了见习修女，她就热衷这些活动。

虽然很多人都说美国的独立战争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但盖伊塔诺却不那么认为。美国想要维持的是“旧秩序”，合众国其实实行的是会众制，各个地方地方都是独立的，各自不控制，没有母会和子会的架构，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用全新的秩序去替换旧秩序。高官用的是中央任命，有明显的组织架构和集权性。这个制度在意大利也被沿用了，威尼斯的新总督就是亲法派担当的。

罗伊塔诺人不错，但是他和奥地利人走太近了，亚利桑德罗可没忘记奥地利在威尼斯做的孽。

同样琳达虽然不是个虔诚正经的女人，她还算是个不错的人，路易斯安那收购案她居然也牵扯其中，波拿巴甚至将那个游说约瑟芬的杜邦驱逐出巴黎。

有一种感觉叫习惯，一个人长期习惯了干一件事，他接着再做就非常顺手，不像新人需要适应的过程。

习惯改变了就像左撇子变成右撇子，需要训练和适应的过程，习惯了会众制度的美国人适应合众制会很快。

总体来说波拿巴比后来的奥地利人要好点，但是他抢别人妻子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可原谅。

圣经里有一则故事，先知拿单对大卫王说：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比要富有得多，富人有很多羊，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穷人对这只羊羔非常喜爱，犹如自己的孩子，当家中没有食物可吃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分给所爱的羊羔，天冷时他会用外套裹着羊羔。

有天富人款待一个朋友，他可以杀自己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