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低价收购的珍宝财物都交出来，并且十分积极的配合人民军的检查。如北京最大的西什库教堂，主教樊国梁就将自己指挥抢掠，以及花费大价钱买到的一大批珍宝文物都交了出来。

樊国梁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己能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接受过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接见，并被授二品顶戴，和巡抚是同一级别。由于在中国居住了漫长的时间，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都十分了解，早在义和团的兴起之初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早在1900年5月间，樊国梁就写信法国公使毕盛，呼吁各国警惕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并派兵进京，保护教堂的安全。

而穿越者攻占了天津之后，也引起了樊国梁的警觉，毕竞天津离北京太近，因此樊国梁十分关注这群海外华人的动态，并积极收穿越者的资料，北京被人民军攻占以后，樊国梁也意识到千万不能和海外华人对着干，否则是自找苦吃，于是不仅把自已弄到的珍宝都交出来，还动员其他教堂成员也把弄到的珍宝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性命，并且约束教众，不要阻碍人民军检查教堂。

但并不是所有的洋和尚都有樊国梁这么明智的眼光，有的传教士舍不得抢掠来的珍宝，只交出小部份，将大部份值钱的珍宝藏起来；有的传教士则唆使教众，主要是中国教众故意给人民军设置障碍。而还有一家教堂的主教则完全错误的判断了形势，竞然指挥本教堂的教众以武力抵拒人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