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体晃了晃就倒在地上。吉普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手里拿枪的家伙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探了探我的气息，然后回头道：“死了。”

另一个人从捷达里搜出购物袋，把我那件旧T恤打开看了看，然后拿出黑色手机拨通：“没错，他们的确在交易病毒。”

这时第三个人也走过来，和那两个人不同，这个秃了顶五十上下有点胖的男子全身没有武装，穿着跟病毒液一样淡绿色的外衣，也不知道是不是制服。他接过那人递过来的密封箱，掏出一个许子闻也有的小棒子一样的东西，插进箱子凸起上的小孔，转了一转就打开了箱盖，然后小心翼翼把两管病毒液取出，又从口袋里拿出个手电一样的东西照管子，手电上好像还有个微型显示仪，他注视了几秒钟，然后朝打电话的人点了点头。

于是那人拿着手机说了三个字：“是真货。”

他们没有多逗留，甚至都没管我的“尸体”，收好东西上了吉普就原路开出去。

我透过墨镜看到了一切，那一枪的确打中了我，但只要不是命中大脑和心脏，恢复起来就很快。等吉普车带起的灰尘渐渐消去，我的伤口已停止流血。

我摸到身下的弹头，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钻进捷达，把带血的衣服换掉，休息了大约五分钟，给王大录发了条信息，然后发动车。

快开上大路的时候我把弹头扔出窗外，王大录的回信也发了过来：一切顺利。

我故意拨通了岳晓含的手机，铃声响了很多遍却没人接，我知道她已经落入他们手里。

虽然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但我的心还是像被揪住一样难受。

我又拨了第二遍，当然还是不会有人接，但随之却有一条短信从她手机上发过来：两小时内准备好用我的手机和你手头所有的病毒来换回她，我会提前半个小时通知你地点。

“混蛋”我故意等了片刻，回了这两个字。

我把捷达开到指定地点，阿贺已经等在那里，旁边还有一箱东西。

“后来有没有车跟踪你们？”我问。

“有，但看到我们故意绕圈就停止了追踪。”

我点点头拉下假发，又和他换装，等他把车开走，自己拎着那箱东西一个人在路边拦了辆出租回住所。

楼道上时不时有人上下，我知道K白天是绝不可能派人来撬门的，关上屋门后，我脱下帽子和墨镜，走到角落把皮箱上的铁锁拿了下来，然后用它把拎回来的箱子锁好。

坐在床上只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诺基亚来了短信：三十分钟后，到市北花园旁的墓地，一个人来。

我知道那里，那大概是整个城市最后一片没被迁掉的老墓地，大多是晚清和民国的坟，所以平时去的人极少。天才一秒钟就记住：

我立刻回信：可以，但我必须知道她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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