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羡，目光不时扫视站立在自己旁边的廖冬至旅的士兵们，仔细的用目光打量着站在铁血十八星军旗之下的那些士兵。

那些才是好兵。俱都是挑选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身材结实。严守纪律。在江风卷着从珠江上袭来的阵阵水珠掠过各个军阵时，水气浸湿了他们身上的盔甲衣袍，但是在这种天气情形之下他们依旧只是持枪肃立。

从当年的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后来的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都曾经对广东军队有过影响。都试图将这扼守南海的广东军队好生整顿一番，奈何，一件事，钱粮！

从万历后期，随着所谓南倭的逐步被平息，加之辽东反贼的兴起，明军的战略重点逐渐北移，这被数代人经营的南海防御体系便逐渐荒废。

以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南澳为例，最初南澳游兵原有兵员1835人，各种船只40艘，至天启二年（1622年）减至874名官兵和34艘战船，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下8艘战船和721名官兵。在嘉靖年间设立的海防六座水寨之中，只有在琼州的白沙水寨，因为守汉的手早就以协防的名义伸进了白沙水师，这才保持了原有的规模，不过，是水师左翼的实力罢了！

随着战略中心的北移，加上国家财政的曰益困难，便无法供给庞大军队的粮饷需求，必然削减钱粮，只满足一小部分所谓精锐士兵的物资待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应到军中，将领也必然将这部分粮饷，用来优先供应自己身旁最忠心，最有战斗力的亲兵护卫。如此，必然出现许多兵为将用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明末的家丁制出现。家丁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各边将召用家丁，厚其养赡，用备前锋，每遇征战，家丁当先，弱兵随之，可以鼓勇取胜。所以当辽东一度革去大部分家丁，并且存留下来的家丁也只支给单粮时，一时亦觉省饷，以后辽兵遂不能战（《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二李化龙《摘陈辽左紧要事宜疏》）。

另一方面，家丁盛则将领专倚之，忽视一般士兵，厚养家丁，而以营兵充其役，驰其马，且听其搔扰，朘军食而供之，家丁盛而军心离矣（《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六戚继光《练兵条陈疏》）

为了豢养这些家丁，带兵将领们则是大力克扣其余兵马的粮饷来供养这些人，常常有兵册上兵额数量万人，而实际能战之兵不过千人的事情发生。

而且随着带兵将领的升迁调动甚至是离职，这些家丁私兵也随之而去，这就形成了用国家的军费而为带兵官豢养私兵的怪现象。

此类军队怨气十足，战力极差，胜时一拥而入，败时溃逃千里，就算将领身旁有部分英勇善战的亲兵家丁，也扭转不了这种恶姓的局面。

将领手握精锐重兵，也必然有军阀化的危险，只注定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忽视了国家的利益。朝廷花重金养出来的军队，反而在关键时刻。有投敌叛变的危险，明末这种例子太多了。

明亡时的宣府军，关宁军，南明的数镇军队，都是如此。

当然，大明家丁制度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没有私兵，便容易为他人左右，特别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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