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铭的脸色明显一苦。

赵当世若有所思道：“听闻近期回贼等麇集南阳，而曹贼等亦从河南流入承天府等处，南北皆近襄阳，襄阳府贼寇猛增之因或许与此有关。”

陈洪范点头道：“无论是何原因，现下襄王殿下的产业可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赵当世双目圆睁，诧异道：“王爷的产业？”

朱翊铭自重身份，没有回答，陈洪范替他说道：“王爷贤良，在襄阳府乃至周遭州县产业颇繁。贼寇一起，波及最多的，即是襄藩。”

有明一代，宗室亲藩一直是国内最顶级的地主阶层。最开始，宗藩的收入主要来自禄米以及皇庄两项。禄米的支度经历洪武、嘉靖两朝的先后缩减，数额有所下降，但因宗室人口的迅速增加，朝廷总的开支实际上是日趋繁重，以至于无力支付。譬如嘉靖三十二年，户部尚书梁材就曾指出“天下岁贡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处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这样的事实，禄米对于朝廷的负担之重由此可见。

然而相较之下，大部分宗藩赖以为生的手段还是皇庄。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赐给宗藩们一些无粮之地自给自足，如草场、河滩等。但往后经历建文、永乐等到了英宗朱祁镇时期，宗藩们或赐或请，已然兼并土地无数。纵使天顺、弘治二朝三令五申，不许宗藩们再强占民田，然而“奏献不绝，乞请愈繁”，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时人甚至惊呼有“若复如此搜刮，民田皆变为王庄矣”的言语。

襄藩是湖广数一数二的强藩，即便没有福藩“中州之地，半入藩府”那么夸张，但在襄阳、南阳、德安、承天、荆州等府依然保有数量巨大的膏腴田地，尤其襄阳府的田亩租赋是其中的大头。这些田地皆需佃农与雇农耕作，流寇一起，这些人或死或逃，荒芜了田地，自是对王府造成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时至今日，宗藩的触手早已伸向了其他产业。明初，在赐给宗藩田地的同时，偶尔会视情况加赐他们湖池鱼课补贴用度。此项制度首开于朱元璋，洪武五年，秦王就获赐湖池鱼课岁米九千二百石，晋王、燕王各三千石。永乐年间，朱棣将在赐田外加赐商税定为惯例，以此拉拢人心。源头一开，各地宗藩利用资本强行介入商业获利的事便日增难遏，乃至于“占守水陆关隘，抽分财物”等等。更有甚者，一些强藩插手当地盐铁专卖，牟取暴利。尤其在万历朝，因神宗宠爱福王，所以对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大学士方从哲等人规劝禁止藩王染指盐铁置若罔闻，于是其他诸宗藩也随后纷纷效仿。

襄阳地理位置极佳，襄藩的收入一半来自于租赋，一半来自于商业。陈洪范当下细细讲述了襄藩在襄阳、枣阳、南漳、宜城等地开设的钱庄、典行、盐店、鱼舱诸行业，赵当世听在耳里，喜在心中。

那日与陈洪范私晤，为解决赵营缺粮困境，陈洪范提出一策。归根结底还是做那监守自盗的勾当。后来赵当世令郭如克将功补过，布置的任务就是要他广布兵马，伪装成流寇四处袭击襄藩在襄阳府内的产业。最后结果表明，郭如克做的很好，既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也成功引起了襄藩的恐慌。再加上陈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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