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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对于具体的政策解读能力有限，并不是完全理解海汉的一些施政意图，但他在各地看过之后已经能够明确地意识到，海汉国的基层农业人口在日常生活方面要比大明的农民稳定得多。虽然也不可能一夜暴富，但绝不会因为粮食减产或是社会动荡就导致生活没了着落，甚至是家破人亡、离乡背井逃难的下场。

相比近年来动荡不安的大明，海汉国民不需要担心战乱、瘟疫、旱涝灾害、横征暴敛这类天灾人祸，而这种安定的环境对于那些急于找到一个落脚地的难民们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在平民阶层中，很少会有来了海汉之后还迁回大明的事例。就连刘尚本人，在海汉各地享受了舒适安逸的生活和快捷方便的交通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海汉的社会制度的确是有其优越之处，并且很难进行简单的效仿。

刘尚就不明白了，既然两国都是农业国，怎么社会差距就这么大呢？堂堂大明开国二百余年的积累，怎么还不如这南海边陲一个岛国不过八年时间的发展成果？虽然海汉人的确精明能干，但他这些天也见了不少正牌纯血海汉人了，看起来也并不是什么活神仙之类的人物，吃喝拉撒睡跟普通人也并无差别，为何这群海外蛮夷能做到的事情，大明朝廷这么多拿着俸禄的高官却始终做不好？

对于两国在政体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异同之处，刘尚其实已经通过观察注意到了，但以他的政治修养和学识水平，也不可能想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解读两国的差别。而这也正是大明目前所面临的窘境——已经知道自身与海汉的差距体现在何处，但就是弄不懂导致这些差距出现的根本原因。

海汉的日常宣传都是鼓吹执委会如何如何英明，但在刘尚看来，执委会的作用其实与大明内阁的运作方式差别不大，也就是最上面少了一个最终拍板的皇帝而已。可为什么都是通过多人议事机构来施政，海汉的效果就比大明好那么多？难道是上头拍板那个人的问题？刘尚可不敢往这个大逆不道的方向去细想，这种话要是在某些敏感环境说出来，那极有可能是会掉脑袋的大罪。

说话间车队已经抵达了第一处参观地点，海口城区以南，南渡江畔的一处集体农场。这里所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为主，整个农场耕地面积四千余亩，隶属农场的农户共三百余口人，人均耕地差不多有十多亩。不过考虑到实际劳动力的数字其实只有人口的一半稍多，耕作效率倒也不差了。

目前海口的水稻耕种是一年两季，第一季是清明前后插秧，六月中下旬收割，第二季则是七月插秧，大约在十月的中下旬收割。眼下这个时候，第二季的插秧早就完成了，举目所及之处皆是一片青绿色，看着十分养眼。

负责陪同的是本地集体农场的管事，一名来自浙江的移民，姓曾，看样貌也是有五六十岁了，邱元称他为“老曾头”。老曾头说的虽然是海汉官话，但口音依然带着明显的吴侬软语味道。于小宝听他介绍了上半年的第一季水稻收获情况，冷不防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老曾头，你来海汉有多长时间了？”

老曾头应道：“回首长的话，小人是崇祯六年……也就是前年，从浙江宁波府移民过来的，到如今已经在海南岛待了两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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