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我们要把其中的废电解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是个非常复杂，而且技术难度极大的过程，除了人工费、无形和有形资产折旧费、水电费和管理费，等等等等，处理过程中投入的原材料都是要花钱购买的，哪一项不是成本？但被处理过的废电解质，除了对环境无害，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不产生任何收益，你说企业该怎么办？”

“所以，在收费问题上，有关部门给你们大开绿灯，也算是对昌达集团的大力支持吧？”

“可以这么说，因为环保部门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发改 委作为产业规划机构，他们清楚，如果企业在亏损状态下经营，到头来就没有任何企业有积极性，一旦没有企业愿意做这件事，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将来遍及城乡的废旧蓄电池如何处理？我相信这些职能部门的决策者都很聪明，他们考虑问题的眼光应该看的比一般人更远。”关云天道。

“道理很清楚，我也非常理解，但我关心的是你们这种反向收费的办法，能不能把废旧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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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集中到你们企业？要是集中不起来，定价多少又有什么意义？”

看来老崔没搞清楚收费对象，关云天问道：“崔处长，你莫不以为我们要向回收废旧蓄电池的个体商户或小企业收费吧？”

“要不你们还能向谁收费？”老崔果然没明白关云天的意思。

“向他们收费？崔处长，你想到哪儿去了！他们就靠收废品挣几个钱，勉强维持温饱，他们哪来的钱？再说，废旧蓄电池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件买来的废品，对那些人毫无使用价值，只是倒手挣个差价，人家有什么义务为处理那些废品出钱？”

关云天的话让老崔更加莫名其妙，“说了半天，这收费对象究竟是谁？”

“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从事废旧蓄电池收购那些个体商贩和小企业，我估计要么是蓄电池生产商，或者汽车制造商，抑或汽车消费者，这就看政策指向了。”关云天道。

老崔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对了，向这些环节收费才合情合理，因为他们要么利用蓄电池为自己的企业赚取了利润，要么是蓄电池的消费者，就像汽柴油的环保税一样。”

“前面的类比很恰当，后面这个说法跟实际情况大不一样。因为汽柴油消费税要完全上交给有关部门，但处理废旧蓄电池收取的费用，除了有关部门留下很少的管理费，其余都要转交给对废旧蓄电池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企业。”关云天纠正道。

通过这番交谈，老崔了解到废旧蓄电池处理的一些细节，他决定等两天组织个价格论证会，邀请定价部门的价格专家和昌达集团的有关人员参加，让双方对收费的定价机制进行充分讨论，力求定出一个对处理废旧蓄电池的企业和收费对象都相对公平的收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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