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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人没有再沟通，不时发邮件、等邮件，把事都安排出去。

沉寂了十多分钟，琴酒发完邮件，才出声问道，“你真的打算把浦生放出去？”

“我想确认一下她的情况。”池非迟道。

他明白琴酒的顾虑——有人离开0331号训练基地自由活动，很可能会将基地位置泄露出去。

按照以往的规矩，只能等训练周期结束再放人出去，一旦有人离开，就要考虑废弃0331号，将人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琴酒抬眼看池非迟，“浦生出问题了？”

“不算问题，”池非迟也发完了邮件，至少今天需要联系的都联系好了，说出自己的猜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提出，源于1973年斯德哥尔摩市的一起劫案。

两名劫匪控制了四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放弃犯罪，释放人质，而那四名职员丝毫不怪罪绑匪，在法庭上为绑匪说话，其中一名职员还在绑匪服刑期间，与绑匪结了婚。

这件事报道出来后，引发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根据调查，集中营的囚犯、战俘都有可能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被称之为人质情节，简单来说，就是受害者不仅不责怪加害者，反过来对加害者产生好感、依赖、崇拜等情绪，甚至帮助加害者，还把解救者当成敌人。

在面对挫折时，人类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用来度过难关。

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等，上次毛利兰失忆就是心理防御机制让她选择性遗忘，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合理化’的表现。

受害者为了避免更大的心理痛苦，反复告诉自己这不是最悲惨的，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就会降低，而如果再得到一些认为是‘对自己好’的小恩小惠，就会加强合理化心理，再加上人类本能崇拜强者、心理被动、隔离等因素，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

1：人质真正感觉到加害者会威胁到自己存活，笼罩在不安中。

2：在遭受挟持的过程中，人质感受到加害者给予的好或是恩惠。

3：与外界隔离，得不到外界的信息，只能接受加害者的单一看法。

4：人质坚信自己无法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