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眥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简单翻译为白话文便是：楚国地广人稀，以稻米和鱼为食，刀耕火种，可以捡拾瓜果螺蛤来吃，不需要从商人处购买便能自给自足了，但这也导致了楚人没有积攒的习惯，因而导致了广泛的贫穷。

因此江淮以南，不会有冻死或者饿死的人，但也没有大富大贵的家庭。

司马迁在作《史记》之时当然有着为当权者服务的政治倾向，然而总体而言除了明显被后人篡改过的篇章，还是保留着史家基本的良心。

比如对楚国的这段描述中虽然有着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不过也将楚国最大的问题揭露了出来。

那就是楚国令人羡慕的肥沃土壤之上，滋生了楚人的享乐主义思潮。楚人爱好举办饮宴，就是出于他们从无积攒隔夜之财的习惯。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自然是洒脱了，然而在这战国大争之世，广泛的享乐主义就导致了楚国必不可能肩负起统一中原的任务。

这与能力无关，只是没有如此做的动力。

因为对楚人来说，这项任务太沉重而显得没有必要。

如果能够轻易就获得温饱，那便很少有人会再愿意辛苦工作，这个道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古代埃及人的懒惰就令他们的邻居希腊人羡慕不已。

凭借着尼罗河的定时泛滥，埃及人不需要耕种劳作，只需要每年定时将种子随意播撒在尼罗河两岸，然后便等待河水泛滥的自然灌溉，就可以期待之后必然的丰收了。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几乎是以嫉妒的口吻记录下这等事的。

这也是为何在教的广泛传播之前，除了少数几位帝王之外，古埃及人几乎从未有过企图征服其他民族的愿望。

同样因为能够轻松地自给自足，楚人大多满意与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而吝于将视线投得太远，这也是楚国从未能够实现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因为楚人从没有如此去做的必要，既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进行协调，那为何还要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政府来呢？

仅是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野心，是难以实现这样的统治的。

楚悼王时代的吴起也好，如今的屈子也罢，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楚人的思想，改变楚国的政治面貌。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大氏族的权益，商鞅变法所触动的利益更为深远和广泛，虽然最后同样被企图复辟的老氏族复仇，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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