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杞听明白了一半。若是以他从前的脾性，有人跟他长篇大论谈论礼法，他早已不耐烦。但现在隐隐感觉到一丝希望，可又不完全明白，简直心如猫挠一般，所以不得不开口向邓素求教道。先帝尚在时，世人往往以为三皇子赵杞才高八斗，不逊于其父。唯有邓素与其相处日久，方才知道，赵杞与先皇一样，过于分心旁骛，琴棋书画超卓于旁人，经书礼法上面却根本没有吃透。身为人君，本来应当致力于经术之学，以为臣民表率。赵杞在智识上简直是一个浮浪子弟，若是等闲人，邓素都懒得理睬于他，但赵杞偏偏是大宋的皇帝，他只能循循善诱地开导于他。

“何为礼法，简而言之，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道，而不能逾矩。为人君父者，有为君父之道，为人臣子者，有为人臣子之道。各守本分，则天下无事。偶有离经叛道者，则天下共击之。昔时厉王无道，国人逐之，周召共和十四年，待厉王之子宣王长成，又还政于宣王，使周朝社稷重归于君臣礼法的旧道。”邓素讲到此时，顿了一顿，看着赵杞。

赵杞感慨道：“周公与召公两位，能够还政于周王，真是大贤臣，可惜后世秉政的，多是奸佞枭雄。”他想起的，后世的权臣，如王莽、董卓、曹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辈，再无周公召公那样的高风亮节了。三代以下，可谓礼崩乐坏，末世之衰。

“陛下，”邓素点头道，“三代之后，大奸巨恶层出不穷，乃礼崩乐坏之恶果。秦政卑天下而贵一人，以至父子相忌，宗室相残，而诸侯、士大夫、百姓尽失其位，是故天下共击之，以秦之强，仍二世而亡。然而，汉承秦制，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根子上，已经与周礼大异其趣。人臣之生死荣辱，还是在君王一念之间。是故，本朝之先贤，莫不直言汉唐不足以效法，欲重述礼法，非以三代之治为楷模不可。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敢问陛下，若设身处地，生死荣辱尽在他人一念之间，能安于其位乎？”

邓素目光灼灼，直视着赵杞的眼睛。自从辅佐赵杞以后，邓素已在理社中陷于孤立，如今要重述礼法，必须取得赵杞的绝对信任和支持。所以，他不惜冒着触怒赵杞的风险，向他阐述将来的礼法之道。随着这一问，赵杞的眼神复杂起来，想起皇兄即位之后，自己战战兢兢的那段日子。

良久，赵杞方才长叹了一声：“不能。”

“这是物极必反之道。秦制贵一人而贱天下人，自比三皇五帝而轻贱大臣，大臣轻贱胥吏，胥吏作践百姓，天下人都不安其位。《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天下人不安其位，则人君就要日夜提防，社稷反而不能安稳。是故，周室绵延八百年，汉祚四百余年，而唐朝不过三百年而已。周室虽有春秋战国之乱，但未闻有诸侯弑天子者，汉唐二代，宦官、外戚、权臣，弑君者不知凡几。陛下欲重述礼法，若照秦制，则以一人之智敌天下人之智，复以一人之力敌天下之人之力。若照周制，使朝中大臣、州县官、士人、乃至百姓，皆能各安其位，天下安，陛下则安如泰山，天下危，则上至朝臣，下至黎民，莫不为社稷效死力。顺势而为，天下人之力皆为陛下所用。”

“邓爱卿所言甚是。”赵杞的脸色振奋中有些迷茫，“但是，就连《左传》之真伪，汉代已经不可考据。周制太过久远，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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