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考·卷五·吕宋》。

大屠杀结束后，西班牙殖民者虽然一次性便清除华人的“威胁”，却也因此有得罪明朝的危险。殖民当局担心明朝会采取军事进攻、断绝通商等报复行动，便于次年遣使向明廷进行“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将事件上奏朝廷，万历帝听闻后暴怒，下诏将张嶷枭首示众，同时令徐学聚严厉斥责西班牙殖民当局。

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见《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一·外国四》。

徐学聚等人奉命“问罪”西班牙殖民当局，然而在他们颁布的《谕吕宋檄》中，虽然一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

殖民当局见到这份“问罪状”如释重负，自此看清明朝色厉内荏、糊涂颟顸的本性，在之后剥削、屠杀华人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去世明朝没有向西班牙还击也有深层次的原因。在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加上大明朝廷超量印发宝钞，彻底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明朝信用货币体系。所以自嘉靖后期，国家货币财政开始陷入危机。

但是在宝钞制度名存实亡和盐引制度被废除后，大明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发行公债或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而且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政

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14%。而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明代末年，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而且对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