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古说道：“渭州苦啊，周边农人，几经战火，老夫没有经济之能，只得四处求告，逼着种大质寻了些衣物粮物，胡乱抚恤了几次，今后就有劳明润了。”

种大质就是种诂，苏油有些无语，搞民生是知州的正事儿，结果这老头跑去找军方要粮食，看来文才胜过治才是实锤了。

也难怪新知州一换，小隐君就要清仓，只怕他心里在抱怨朝廷越换越不靠谱呢。

既然陈述古都定下了渭州苦的基调，因此公使钱结余什么的就别想了。

战区的知州，一般都是大苦逼，超额使用公使钱，几乎是常态，因此而落官的，前前后后不在少数。

历史上那桩著名的公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夸赞的滕子京，有历史爱好者就去查过他被贬的原因——滕子京过使公使钱，然后上边派人来查账，滕子京还烧了帐房，这才被贬到巴陵郡。

以此得到结论，滕子京是大贪污犯，范仲淹包庇大贪污犯，都不是好人。

还是那句话，读书未广，推求不细，没考虑历史上的实际情况。

前方战事失利，几十万西夏大军压境，边臣想尽办法扛过这一波，事后还要被纠核公使钱的去向。

处置帅臣固然得宜，但是用这些办法搞帅臣的手下，苏油认为有点过了。

以种世衡之功，在他去世后，小隐君向朝廷表述父亲的功劳，都一度为枢密使庞籍所不容。

其后小隐君坚持辩解，朝廷才追记了其父的功劳，并诏令种诂就近郡县任职。

苏油觉得，综合考量这些事件和当时的政治军事生态，将之解读为新得势的大佬，打着治贪的旗号清剪政敌的羽翼，这才是大概率的真相。

因此这也是苏油懒得向朝廷伸手的原因，早有伟大人物说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防西夏，用力三分，防自己人，怕是得打起七分的精神。

夜深了，苏油点起汽灯，摊开纸，磨了墨，提笔写下第一个词。

民心。

然后写下第二个词，经济。

第三个，工业。

第四个想了很久，种家。

第五个是外交。

第六个，是情报。

第七个，才轮到军事。

七件事情，重要性从上而下，依次排列。

房梁上响起声音，苏油抬头，是木客。

苏油笑道：“薇儿啊，下来吧。为何不走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