钊自然知道，太子的死有蹊跷。

李文钊自有受外公的教育，立刻回去告诉外公，野利家族的危机，从今日始。

不过外公告诉他不必忧虑，说自己只是野利氏的疏族，而且与党项人千年伟业相比，个人的盛衰，无足轻重。

外公正在为党项人推广自己创立的文字。

大王当时对外公的看重，是无疑的。

景宗正式称帝，外公和大臣杨守素实为谋主。

西夏建国前后创制的典章制度，多出外公之手。

而且他头脑非常清醒，虽然创造了党项文字，并且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翻译成藩语，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与汉儒大相径庭。

他对张元吴昊照搬宋人制度的建议，同样嗤之以鼻，

他的政治宗旨是——“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坚决反对“用夏变夷”，即用汉文化取代党项民族文化的全盘汉化方针。

他提出：“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

“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义可敌哉。”

李文钊对外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心中，一人兴邦，说的就是外公这样的人，可比齐之管仲，蜀之诸葛。

立国后，外公就更忙了，元昊让他担任谟宁令之职，意思是天大王，是元昊身旁的主要谋士，主持政务不说，同时也是夏国的精神领袖。

大庆元年，西夏文字造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笔画繁复。

群臣上表称颂，元昊遂下令改元，将之尊为“国字”，强行在国内推广使用，规定“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

在外交文书中，凡与宋朝的文书交往，采用汉蕃文并列，而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交往，则采用双方蕃文并列。

之后外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上。搜罗人才，教授蕃汉官僚子弟，使学成后量授官职。

还督促各州设置蕃学，教育子民，外公也因此被西夏人亲切地称为“圣贤师”。

这是堪比汉人孔子的功绩。

可惜建国才五年，外公便因心力交瘁去世了。元昊“三临其丧”，痛哭不已：“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赠富平侯。

然后，政治风向慢慢开始转变。

虽然野利氏的最后一个儿子、次子宁令哥继立为太子，但是大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始有意识的削弱野利家族等党项贵族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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