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肯定不会甘心分摊人头税,但又无法违抗官府政令。那就转嫁给佃户呗,提高田租即可,反正能推就推。就像征收房租税,转嫁给租客便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当清朝的摊丁入亩,就没有转嫁给佃户?
即便如此,也有其进步性。
粮食亩产就那么多,再如何转嫁人头税,也总有一个限度。把佃户全饿死了,地主找谁来耕种?
桂萼和史道在吃透“王渊版一条鞭法”之后,立即招来左右参政和左右参议,让他们跟山东各府官员接洽,再由各府朝全省州县推行。
没有立即征税,而是让各州县,上报田亩数量、人口数量和近十年的徭役花销。
桂萼和史道,亲自带着一群文吏,敲打算盘制定各州县税役定额和纳税系数,今后一直按照这个额度收取。山东每户百姓,今后交税数额为:田产亩数乘以固定系数(1),再加,家中人口乘以固定系数(2)。
固定系数各地不同,是通过总税额、人口、田亩计算的,这个计算由各省布政司进行。
按理每年都要计算,虽然总税额不变,但人口却在变化。真实情况是,人口也基本不变,因为瞒报太多,州县官员难以统计、也懒得统计。
但是,因为王渊增加土地纳税权重,瞒报人口越多,大地主分摊的人头税就越多。因此,大地主会逼着州县官员,尽量把隐匿人口统计在册。
同时王渊更改政绩审查标准,因为农业赋税额度不变,不再把增加田赋作为衡量政绩的内容。将人口增加提到前面,在册人口增长越多,官员的政绩考评就越优秀。
如此,地主为了少摊人头税,官员为了提高政绩,都愿意多多统计人口。
而统计出来的人口越多,总税额又不变,分摊到每人身上的人头税就越少。这样宣传开来,邻居可能主动举报,某家隐瞒了人口云云。
若不出什么差错,一条鞭法推广开来,大明的注册人口会越来越多,百姓平摊的税金会越来越少,实际达到摊丁入亩的部分效果。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地主肯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自己新获得的土地。差吏也会瞒着州县官员,悄悄隐报人口数量,却按实际人口收取,多出来的那些揣到自己腰包。
只能靠大明君臣,定期清查田亩,定期清查人口。
国家是靠人来管理的,即便是现代社会,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会因为执行者而走样。
王渊只能变当世法,尽量做得靠谱一些,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