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