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本来人参的命名，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影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

其二则是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动参价暴涨，加剧了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大明只能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财源。

比如在原历史上，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仅大明朝廷为购买人参就付出了白银三万两。

以上这两次交易还只是官方收购，不算数量更大的民间贸易。所以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原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关闭边市，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暂时先不详说，总之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鞑清入关后，其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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