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又曰：官员任免虽有所制，然貌忠实奸、表里不一者自古未可尽察，若朝廷重税以征，其作奸犯科、贪婪自取者所获十倍于今则如何？

臣以为，此正早定规制之所急要也。凡税之所征，账目须清，一两一钱，来去明晰。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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