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于是。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进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就是“量入为出”，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但丁额钱（人头税）不废；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虽然后世对两税法“制定预算”“九等分配”“按户纳税”的先进意义和理念，多有赞同和褒奖；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钱为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再加上中晚唐藩镇割据林立而征乱不止的缘故，朝廷只能将天下收取来的财赋分为三份，一曰上供（朝廷），二曰供军（镇），三曰留州；然而为了支取到足够的用度，这三方都毫无例外的对于赋税进行了层层加码和增扩；而作为基层经手的地方豪强大户和胥吏们，同样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

如此层层分摊加码下来，实际上把农民手中辛苦劳作的一切都夺走尚且不足，还要逼他们卖儿卖女来补足；于是真要彻底执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么灾荒之年，就是各种水深火热而竞相逃亡的恶性循环了。而且，等到负担最重的底层贫户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就轮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实户倒霉了；等到六等?的殷实户也相继破产的七七八八，那些缺乏足够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也就不得不要破家来全力供应了；

等到这些与寒门士子的家庭，也开始走投无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大潮当中去，而导致发生从量变到着质的蜕变之后，这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丧钟就此真正的敲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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