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比孩子多最少十几二十年的人生阅历，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帮助孩子少走弯路。后果可能会很好，可能会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记恨自己的父母。

只能说，这一类型的道德绑架，有时候是真的让人无奈，让人哭笑不得。

但还有一类道德绑架，那就是真正的道德绑架，是真正的虾仁猪心。

就好比说某次在沪上举办的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当时差不多迎来了4000多位富豪。这些富豪们出手相当阔绰。顶级奢侈品展上富人的慷慨正好与他们平时对待慈善事业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于是公众纷纷指责，富豪宁可挥霍不愿捐赠，不愿为社会多承担责任。

但其实富豪们也有话说，首先做慈善，目前监管制度本身就不健全啊。富豪们除自身觉悟原因外，最害怕的还是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贪污。现实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我国的慈善信任机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爱心而是对捐赠监管制度缺乏信任，他们不相信一些慈善机构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媒体介入其实就是对被求助者的人格权造成侵害。

大众新闻业兴起早期报纸曾一度盛行偷窥之风，甚至1886年米国总统克里夫兰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记者夜宿总统房门外，探听这对新婚夫妇的隐私。4年后，米国律师沃伦因自己的私人派对被报纸不真实描绘，和律师布兰代斯发表了《隐私权》一文，成为当代隐私法最初的渊源，他们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有生活安宁的权利，而不被媒体打扰。而媒体的“道德绑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虑的影响，打扰了他们本可以安宁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

当然，公众人物应当行使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容忍就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而是，“道德绑架”，其实就是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处置财产的权利。

从财产权的角度来说，明星富豪们显然具有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只要他们的收入是合法的，那么他们就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即使他们热心公益，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扶贫、或者捐助失学儿童、或者捐助环保事业等，如果他们有所顾忌，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虑的事务，这显然是对自由处分财产权利的侵害。

捐助作为一种个人处分财产的权利，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道德绑架”的做法却几乎要使被求助者无从选择，如果不出手散财，就会带来个人公共形象的损失。如果媒体越过界限成了私人领域的“逼视者”、“窥探者”或是“审判者”，必然会造成媒体自身角色的错位。无论是处于善良的愿望也好，还是单纯为了追求更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也好，媒体对“道德绑架”都应慎重对待，以不损害被求助者的个人权利为底线。

林月雅精力的这一遭也是如此。

她作为一个成年的、有民事行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