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倍，利滚利的一年至少翻十倍。”

“怎么可以这样断案呢？难道说谁穷谁还有理了不成？”一位身穿蓝色儒衫的尖嘴中年猛一拍桌子，陡然长身站起，“这简直是荒唐至极的糊涂官判糊涂案。”

李中易若无其事的瞥了眼蓝衫尖嘴的中年人，李延清随即把手伸到凳子下边，暗中打了个只有他在警政寺的心腹部下们才懂的手势。

高利贷，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只是叫法略微有些差异罢了。

本朝的高利贷，真正出钱的人叫作钱民，专门担任放贷中间人的叫行钱。闲钱多得烫手的钱民，因为放款的业务多如牛毛，完全不可能忙得过来，就很有必要请行钱作代理人了。

钱民和行钱之间的利钱分成比例，通常是对半分。行钱没有出一个大子，却收获巨大，可想而知的是，放贷的积极性高得爆棚。

李中易上台之后，除了捏紧军政大权之外，稳定政权的重心，一直是打击危害乡里的土豪劣绅。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史无前例的公开发布政令：朝廷不承认民间借贷利滚利的合法性，并限制了一年的利钱，最多不得超过借款的一分息。

超过一分的利钱，大理分寺不仅完全不予以支持，更视为犯罪的行为。如果，私下放贷的涉案金额超过了五十贯，不仅要罚没至少一千倍且上不封顶的本金，更要抓人。

金融领域的剥削，才是最高等级的剥削。其中，权贵们利用勾结官府的便利性，利用天灾或人祸，肆无忌惮的放高利贷，才是自耕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最大的绊脚石之一。

新政权建立之后，李中易以开封府为试点的起点，逐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大理分寺，也就是剥夺了地方官的审判权。

硬币总有两面，李中易既要抑制高利贷的泛滥成灾，又要严厉打击欠债不还的“老赖”。

劳改体制，这个被广大知识分子早就骂臭了的恶制，李中易信手拈来即用。

新政权下的劳改，核心的要点是：只有经过大理分寺判决的欠债者或是罪犯，才能被抓去工程营里，承担修桥铺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暂时还不起钱，就用做苦力挣的钱，分期还债。啥时候还清了债务，啥时候离开劳改的工程营，童叟无欺。

想当初，秦朝末年，几十万刑徒修的是秦始皇的陵寝和宫殿。如今，李中易把这些人都送去修桥铺路，从事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没有白拿钱养活闲人，又可以极大的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的逻辑，此时的人们压根就不懂，但是，李中易却是早就看透了其中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