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儿就回了,上节目还抹粉儿,给我闷出个大痘子。”大黄笑着骂了声,“下回我来还得管你嫂子要点卸妆的?”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太滑稽了,陶晓东笑道:“我那有湿巾,下次你带一袋。”
“湿巾?好使啊?”大黄问。
“还行吧?没对比过别的,反正也是卸那玩意的。”陶晓东说。
“卸妆”这俩字实在说不出口。他有时候出活动和拍照采访的时候都有人给他铺点粉,上杂志采访的话那还得化细点,眉毛阴影什么的都得打。陶晓东毕竟场面人,露脸的时候不少。
他俩糙老爷们在电话里头说这种话题,这画面太美了。陶晓东受不了了,说:“行了不唠了。”
俩人在电话里嗤嗤地对着乐了半天,跟有病似的,然后挂了电话。
陶晓东离不开大黄,很多人他都离不开。以前一走就一年半年,很多人说他活得自由洒脱。其实他一点都不洒脱,他很依赖这些关系,除了他弟弟,还有大黄,还有田毅,还有很多交过心的朋友。陶晓东从来不是个洒脱的人,他总是怕失去,重要的人在他这都丢不起。
“叔,你们那边现在很冷了吧?”男孩问他。
陶晓东脸上的笑意还没收起,点头说:“对你来说肯定是冷了,我们习惯了。”
“我都没见过雪,我以后想去你们北方看看雪。”男孩笑着说。
“那可以考过去上大学,一冬天你都随时能看着,路边总有。”
男孩想了想,摇头说:“我不能,我离不开我爸。”
陶晓东侧过头看了看他,男孩出过最远的门就是山下的县城,他常年的生活空间就是这座山。陶晓东抬手在他头上摸了摸,摸了一手土。俩人笑了下,都没说话。
男孩的父亲是个校长,这座山上的小学校,学生还不少,一共一百多个。其中有一多半都是盲童。
校长都五十岁了,以前上过一次电视,也有不少纪录片采访过他。他自己本身是个半盲人,低视力残疾人,需要带助视器。最初纪录片里他说需要老师,需要书本,全靠现在几位老师有点撑不住。政府拨款也经常下不来,他自己的钱这些年都搭进去了。
学校原本是个山上的小学,在这上学的都是山上村里的孩子们,还有下面县城的少数视障孩子。采访的时候他说,盲文纸很贵,山上也没有盲文打印机,一本盲文书要几个孩子轮流摸,靠他自己教这些盲童有点吃力了。
播出去后社会捐赠确实有了,但同时也有更多穷人家的盲童被送了上来。学校后院的小宿舍已经要住不下了,原本靠他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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