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精确战术的松浦淳六郎率本师团单独沿长江北岸行动，六月间击破徐源泉军团，占领合肥，七月击破李品仙军团四个军，占领黄梅、广济，八月在**十二个师的内外围攻下击破李延年军团，占领田家镇要塞。砸开了武汉最后一道门户，被冈村宁次称为日本师团战斗力第一。

可以说，在松浦淳六郎指挥下的日军第六师团已经成为了中**队的劲敌，国府方面也在密切的注视着日军第六师团的动向，而蒋介石则准备以第五军、第十军、第七十四军三个苏械军为主力，迎击日军第六师团，一举将其击溃，或者给予其重创逼其退出作战序列。

高飞记得历史阿訇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以中**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中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高飞记得根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给予日本的贷款，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人甚至“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体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对华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而历史上松浦淳六郎指挥的第六师团几乎是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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