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八章

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fǔ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fǔ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fǔ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sī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fǔ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五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fǔ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fǔ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fǔ的二号人物。一九四零年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fǔ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fǔ代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八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jiān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luàn中通过了伪国民政fǔ解散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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